1997年京都議定書與2015巴黎協議

1997年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英語：Kyoto Protocol，又譯《京都協議書》、《京都條約》；
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
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府京都市的國立京都國際會館
所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制定的。
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
以保證生態系統的平滑適應、食物的安全生產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已經預計從1990年到2100年之間，全球氣溫將升高1.4℃至5.8℃。
目前的評估顯示，京都議定書如果能被徹底完全的執行，
到2050年之前僅可以把氣溫的升幅減少0.02℃至0.28℃，
正因如此，許多批評家和環保主義者質疑京都議定書的價值，
認為其標準設定過低，根本不足以應對未來的嚴重危機。
而支持者們指出京都議定書只是第一步，為了達到UNFCCC的目標，
今後還要繼續修改完善，直到達到UNFCCC 4.2(d)規定的要求為止。
2012年12月8日，在卡達召開的第1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
本應於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被同意延長至2020年



2015巴黎協議
巴黎協議（法語：Accord de Paris）
是由195國於2015年12月12日在2015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氣候協議；
將取代京都議定書，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
協議第二條指將通過以下內容「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
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
同時認識到這將大大減少氣候變遷的風險和影響。
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並以不威脅糧食生產的方式
增強氣候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
使資金流動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
但這項協定尚充滿未知數。
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國在聯合國總部簽署巴黎氣候協議，
創下單日最多國家簽署協議的紀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作為
習近平特使出席簽署儀式，並代表中國簽署《巴黎協議》。
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正式發表講話前，邀請一位來自坦尚尼亞的青年代表發言。
這一程序的改變體現了氣候變化對人類未來將產生深遠影響的意義，
並強調年輕一代在未來所肩負的責任。
據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2016年9月3日消息，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3日同美國總統歐巴馬、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浙江杭州共同出席氣候變化《
《巴黎協議》批准文書交存儀式，北京時間下午5時30分許，
習近平和歐巴馬先後向潘基文交存中國和美國氣候變化《巴黎協議》批准文書。
《巴黎協議》共29條，當中包括目標、減緩、適應、損失損害、
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全球盤點等內容。
從環境保護與治理上來看，《巴黎協議》的最大貢獻在於明確了全球共同追求的「硬指標」。
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
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
並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努力。只有全球儘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峰值，
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才能降低氣候變化給
地球帶來的生態風險以及給人類帶來的生存危機。
從人類發展的角度看，《巴黎協議》將世界所有國家都納入了
呵護地球生態確保人類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當中。
協定涉及的各項內容擯棄了「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體現出與會各方多一點共享、
多一點擔當，實現互惠共贏的強烈願望。
《巴黎協議》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下，在《京都議定書》、
「巴黎路線圖」等一系列成果基礎上，
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
進一步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
從經濟視角審視，《巴黎協議》同樣具有實際意義：首先，
推動各方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積極向綠色可持續的增長方式轉型，避免過去幾十年嚴重依賴石化產品
的增長模式繼續對自然生態系統構成威脅；
其次，促進已開發國家繼續帶頭減排並加強對開發中國家提供財力支持，
在技術周期的不同階段強化技術發展和技術轉讓的合作行為，
幫助後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再次，通過市場和非市場雙重手段，進行國際間合作，
通過適宜的減緩、順應、融資、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等方式，推動所有締約方共同履行減排貢獻。
此外，根據《巴黎協議》的內在邏輯，在資本市場上，
全球投資偏好未來將進一步向綠色能源、低碳經濟、環境治理等領域傾斜